不过可惜的是，1956年我父亲还是被打倒了。记忆中，一群人冲进我家，把我家砸了个稀巴烂，当着我们的面把父亲五花大绑抓走了。从此，我没有了父亲的消息。
我和母亲、姐姐赵雅玲、妹妹赵雅惠、弟弟赵雅仁也被赶出来，赶到了A市边上的一个靠近海的小山村里面，母亲也被挂上了地主婆的帽子。
还好的是，那个村子里面大部分农民都曾经接受过爷爷和父亲的救济，所以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我当时是很害怕的，我印象中爷爷、父亲都是大大的好人，不管对谁都是笑眯眯很和气，怎么可能变成坏人了呢？这在我父亲被抓走后我一直想不明白，曾经问过妈妈为什么父亲是坏人，妈妈也从来没有给我过答案。
1957年我失踪过一次，失踪了三天，但是我自己却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姐姐偷偷告诉我，我是在睡觉的时候突然不见的，然后三天后又躺在家门口。但是我记忆中，我只是在睡觉，一睁眼就看到大家围着我哭，我还问大家怎么回事，才知道我不见了三天。
这个失踪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只是从此以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慢慢地有些古怪了。
1957年底，我家里不知道为什么着了大火，我抱着我弟弟逃不出去，整个房间都是熊熊大火，眼看就要烧到我们了，我和弟弟的脚下却突然裂开一个大洞，我们掉了下去。而且这个大洞还通到院墙外，让我和弟弟逃过了一劫。但是大火烧完后，母亲和姐姐找这个大洞，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以为我和弟弟说胡话，但是我知道我说的肯定是真的。还有台风的时候，我在屋外被一棵大树砸倒，眼看着磨盘一样大的屋顶就要砸在我头上，但是却突然被什么东西震开了，然后压着我的大树也莫名其妙地断成了两节。
我曾经告诉过妈妈我觉得好像总是有人在打量我，我妈妈会抽我耳光，说我胡说八道，没有人会打量我们。让我再也不准说有谁打量着我这样的话，耳光挨了几次，我再也不敢说了。不过，直到16岁，这种有人打量着我的感觉都没有消失过。但是，我并不觉得可怕，反而觉得很安全。
母亲在父亲被抓走后，性格也大变，她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人，而且也很有文化，但是来到这个山村之后，脾气越来越坏，经常会边哭边责骂我们。母亲瘦得很厉害，每天很早就要起床去劳动，要不我们全家可能都没有吃的。我记得有次母亲病了实在起不来，姐姐也才13岁，根本不能下地干活。家里的东西吃完后，我们就断粮了，弟弟和妹妹哇哇地哭，母亲也没有办法，陪着他们哭。幸好这个村子里的人还比较好，几个受过我们家照顾的农民偷偷将他们的口粮让给我们一些，这才渡过了难关。
1958年，台湾海峡开始炮战，天空中也不时有飞机滑过，炮声甚至整日整夜都不停。我们都以为要打仗了，但是没想到父亲回来了。父亲并没有和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回来了，只是我们全家又重新搬回到城里。父亲每次回来，身上都是一股子硝烟的味道，而且慢慢地，家里的条件也好了一点，有些军人会送一些吃的过来。母亲也显得开心了很多，终于露出了笑容。我和姐姐、妹妹、弟弟才重新回到学校去上课。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坐了两年牢出来，戴罪立功，为军队做事，但是具体做什么我并不知道，到现在也都是迷。
1958年台海战争打完，我父亲带着一个勋章回来了，并展示给我们看，是一个个人二等功的证书，并有一封父亲说是保平安的信，据说是一个司令员写的。然后父亲被安排到A市的一个好像叫情报处的地方工作，早出晚归，经常见不到人，不过家里算是安定下来了。
不过我在念书的过程中，开始知道了父亲原来是为国民党服务的，而且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始让我逐渐对父亲有了敌对的情绪，父亲每次回来我都对父亲没有好气，我觉得为什么让我生在这样的蒋匪和地主的家庭。在学校里面也因为这个原因，不管我成绩再好，优秀学生永远和我无缘，我不能加入少先队，这让所有同学都对我很歧视。我有一个外号叫“小地主”，这个外号让我非常难受。
姐姐和父亲母亲的争吵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姐姐在1958年以后数次出走，并且经常说她不是父亲和母亲的女儿，要和家里断绝关系。这最后好像真的成为了事实，姐姐离开了家，再也不回来了。
我也步姐姐的后尘，开始越来越讨厌这个家庭，我甚至希望我是父亲母亲从野地里捡来的孤儿，或者是哪个贫农工人的儿子。
我这个“小地主”、坏孩子的帽子一直戴到了我1963年初中毕业。当时我16岁，我姐姐19岁，弟弟14岁，妹妹12岁。
红色的岁月就到来了。
1966年，姐姐主动揭发父亲，居然没有拉上我，而是拉上了我弟弟。
这次揭发，让父亲再次被打倒了。
一阵巨大的炮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