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唯玉为葬”的牛河梁积石大墓中，安葬神秘老人的积石大墓所出土的玉器不是最多的，只有7件。但这7件玉器却颇具代表性，尤其是墓主人两手各握一玉龟，极为罕见。
此墓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是一老年男性，头向东。随葬7件玉器为：勾云形玉佩、箍形玉、玉镯各一件，玉璧和玉龟各一对。勾云形玉佩置于墓主人右胸部，为竖直，背面朝上，下压一箍形玉。右腕上套一玉镯，头部两侧各置一大型玉璧，两手各握一玉龟。
专家说，这箍形玉是墓主人与神灵沟通的中介神器，是墓主人神权地位的代码。这勾云形玉佩是证明墓主人生前“一人独尊”、王权显赫的象征。墓主人双手各握一玉龟旨在祈福增寿，此玉龟，非至尊王者不可僭越使用。
黄帝部族以云为图腾，神秘老人胸前摆放的勾云形玉佩，被考古学家形象地喻为他生前君临天下的“权杖”！在原始社会，部族首领多为通神的“大巫”，操掌生杀大权，可谓一言九鼎。
黄帝号轩辕，郭沫若先生考证轩辕即天鼋。这神秘老人手握的玉龟，传递出此人身世非凡的上古信息。
主持过牛河梁挖掘的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认为，牛河梁积石冢遗址具有帝陵的规模。那么，在五千年前与黄帝时空相对应的上古时代，谁有资格头枕玉璧，手握双龟？
谁又有如此尊贵的地位，死后葬身于牛河梁“帝陵”呢？
照理，在陵地附近应环围人烟稠密的村落。奇怪的是，在牛河梁周边上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竟不见任何古人居住遗址的迹象！对此，有人疑心是此地交通闭塞，往来不便所致。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从大的区域看，牛河梁所在位置四通八达，占尽地利之便。既然如此，为何遗址周边人烟寥落呢？
郭大顺的看法是：这表明当时的牛河梁祭祀遗址群的级别已远远超过了以家庭为单位、在生活区内设祭的“家庭祭祀”；也远远超出了以氏族为基本单位、以设在聚落以内如“大房子”一类为祭祀场所的“氏族祭祀”；红山先民在远离生活住地的区域专门营建独立的庙宇、庙区和陵墓区，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
因此，牛河梁的“坛庙冢”绝非氏族、部落所能拥有，而只能为红山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所共有，是把红山文化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崇拜先祖的圣地之所在。郭大顺说，牛河梁遗址群就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遗址，把牛河梁遗址选择在具有这种地理优势的位置，显然与充分发挥和延伸最高层次中心邑落的汇聚力和控制力有很大关系。
不妨做这样假想，在五千年前的牛河梁山脚下，在神秘老人葬身的中心大墓旁，每到隆重祭日，将会出现怎样的盛大场景！从四面八方汇聚来的红山先民于此顶礼膜拜，无数邻邦不远千里虔诚来朝……这里是红山先民的精神家园，这里是一个伟大方国的发迹摇篮，这神秘老人一定是万千黎庶的崇拜领袖，而这位上古帝王的英雄业绩必然会在华夏民族的史册上留下亦真亦幻的足迹线索。
实际上长期以来，因受中原正朔论的影响，辽宁一直被视为蛮夷纵横、王道难兴的化外之地，中华炎黄始祖岂与辽土有关？但随着国内考古调查的日益深入，近几十年来，“黄帝生于辽河边”的说法不胫而走，牛河梁坛庙冢的发现，更为此说增添了极具分量的砝码。
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先生曾指出：“牛河梁遗址的坛、庙、冢群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其社会发展阶段已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随后，这位治学严谨的学界巨擘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这样一段话：“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之相对应。”
也就是说，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与黄帝族在北方活动的历史记录最为吻合。需要说明的是，对传承千年的中原黄帝文化，苏秉琦先生同样研究精深，如果牛河梁遗址没有足以打动苏秉琦的信服理由，这位阅历深广的史学大家岂会下此石破天惊的断言？
有一种说法值得关注，早期的甲骨文中，黄字就是乌龟的形状。黄字中间的“由”就是龟壳，下边的两点就是龟的两只后腿。
对苏秉琦的观点，郭大顺做了更为具体的补充。他认为，有关黄帝的记载，不少都与北方地区有关，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以黄帝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