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年的纪念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讲道，浙江史前文化有了两朵花，一朵河姆渡，一朵良渚。
第二年，考古队又发现并挖掘了瑶山遗址。当时的发掘条件相当艰苦，山顶上风吹日晒，吃住也十分困难。考古队员们为了避免来回奔波，不得不住在附近公安局下属的安康医院里。
好在瑶山的表土不深，仅有20多厘米，所以发掘进展很快，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挖了近600平方米，清理出11座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出土玉器上千件。
当时担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室主任的牟永抗说，单就玉器而言，这两次挖掘，数量、品种或花纹均超过以往历次发掘所得良渚玉器之总和，还发现了许多新器种、新纹饰，成为良渚玉器一次轰动性的空前大发现。
时间推进到1992年6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卫东在遗址的一片台墩上试掘了一下，发现有一层坚硬的沙土。他颇感奇怪，沙土通常是冲积形成的，在一个10来米高的台墩上怎么会有沙土，莫非是人工搬运上去的？
为了揭示这片沙土的真实面目，省考古所杨楠、赵晔等组成考古队，在这片后来被命名为莫角山的土墩上挖掘了近一年的时间，揭露面积共计1400平方米。这次发掘让莫角山的庐山真面目开始显露。
首先，它的体量巨大，是已知良渚文化最大的单体遗址；其次是形态规整，早期航片里能清楚地看出它为长方形高台；此外它上面有施工考究、工程量浩大的沙土夯筑广场，广场上还有礼仪性建筑的大型柱坑。
这种格局只有一种可能，即它是良渚文化最显赫的权力中心，就好比明清时期的紫禁城。
1986年至1993年，莫角山大型人工营建土台和汇观山祭坛及权贵墓地等重要遗址陆续发掘，和反山权贵墓地、瑶山祭坛及权贵墓地一起，奠定了良渚遗址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进入21世纪，良渚仍然给考古工作者不断带来惊喜。尤其是良渚古城的发现和确认，标志着良渚遗址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开启了通向良渚王国的大门。
2006年，现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刘斌带领考古队，到杭州余杭区瓶窑葡萄畈遗址试掘一块不起眼的池塘边的低地，在这里，他们发掘出一条良渚时期的古河道，遍布良渚先民倾倒的生活垃圾。
考古队对河道东岸的高地进行解剖，有一些奇怪的石头。原来，高地底部铺了一层石块，全是棱角分明的碎石。石块上，是人工堆筑的黄土堆积，厚度近4米。
著名考古学家，后来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张忠培，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多次来到遗址考察。他兴奋地说，新发现的大型石砌遗迹规模如此宏大，在中国同时期中还没有第二个。
考古队就从这块高地开始，向南、北方向钻探和试掘，顺藤摸瓜，它的轮廓渐渐显现、丰满。一年多后，一座总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古城，跃然眼前。原先一个个独立发现的良渚遗址，仿佛一粒粒散落的珍珠，如今因为有了一道城墙，都被串联起来了。
良渚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同样具有戏剧性。
早在1987年，王明达在大遮山南麓考察时，发现了一条长长的土垄，呈东西向，连绵约5000米，观察剖面可知是人工堆建而成。但是，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条长垄的建造时代和功能。直到1995年以后，长垄里陆续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陶片、石器和玉器残件，长垄才被确定为良渚时期的建筑遗迹，被命名为“塘山”。
塘山是做什么用的？
其中堤坝之说尤其令人兴奋，若能成立，那么，这里将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但问题是，这条堤坝孤零零地横亘在大遮山南麓。山洪可以从两侧绕进遗址群，起不到防洪作用。
转机出现在2011年，一张1969年的美国卫星影像图片解开了重重疑云。考古所研究员王宁远介绍，他们正是在这张图片中发现，塘山西南侧有一连串大致呈东西走向的小山，而小山之间的谷口位置，都连着一条细爱上书屋家立刻前往现场勘探，很快就确认，这些垄都是人工修建的堤坝。
原来，这一连串自然的山体，都被人为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闭环。水坝年代在距今4700年至5100年之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
这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远古大工程。
从施昕更偶然获取良渚黑陶到现在，80多年过去了。和延续千年以上的良渚文化相比，这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我们后人对于良渚的了解，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良渚，为此持续努力着的考古工作者也换了许多面孔，现在的考古所里，大部分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
姬翔，在考古队中负责地质考古。在他看来，良渚遗址里一块普通的石头，都可能隐藏着一段先民的故事。
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