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弟弟长眠于那里。

    我们出生在一个幸福美满的英籍华裔家庭，我们俩长得很像，有时连父母都分辨不出。

    也许上帝嫉妒这份幸福，十五岁那年，川良被确诊为淋巴癌症晚期，如果不接受治疗，也许只能活两年。

    我太了解小良，他不肯接受治疗，偷偷去了中国找外祖父。

    一年之后，他是拖着病回到英国。

    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的脸苍白的骇人，嘴角隐有血迹，从病床滚下来，抓着医生的裤角，乞求着能够让他多活些时日。

    我不明白是什么让他有这么强的求生**。

    他的病房里，床上，地上，皆是纸，纸上是密密麻麻的字——

    日月阳阴两均天，玄鸟不辞桃花寒。

    从来今日竖鸡子，川上良人放纸鸢。

    之后，我总是能看到川良每天清晨出神的望着东方许久，然后每日写着信。

    一日我陪着他去花园散步，他望着远处的丁香花丛淡然一笑，他说，在中国那个美丽的故土，像他喜欢的诗人戴望舒一样，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

    他讲他们的初识，讲那个悠长寂寥，长满丁香的老巷，讲他们十七岁开满樱花的秘密基地，讲他们在一起唱过的歌，讲他因为送女孩礼物而打工，讲生日时菩提树上的愿望，是他这辈子最好的生日礼物。

    2011年的四月，病房外的丁香开了，他气息奄奄的躺在病床上，紧攥着父母的手，用最后一口气说，当他死后，请将他埋在中国一个叫A市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他喜欢的女孩，他要在那个地方永远守护着她。

    他说，这是他不想接受的结局，又是他不得不接受的结局。

    川良为那个女孩写了满满一箱子的信，生前嘱咐我一封封寄给她，可是，我只寄了一封。